關于蘭普勒希特的介紹

　　卡爾·蘭普雷希特德國歷史學家，曾任德國萊比錫大學歷史學教授。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關于蘭普勒希特的介紹，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關于蘭普勒希特的介紹

　　一、蘭普勒希特簡介

　　卡爾·哥特哈德·蘭普勒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1856—1915)是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德國著名歷史學家。蘭普勒希特的主要著作有兩本：一本是1885 年至1886 年完成的3 卷本《中世紀德國經濟生活》，該書史料豐富，研究的范圍較為集中。在書中，他詳細地記述了莫塞爾(Mosel)河流域與萊茵河流域中部地區(qū)的經濟生活發(fā)展狀況。這本書為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盡管他已在書中稍微體現(xiàn)了他自己關于歷史寫作的某些想法，但是由于當時德國史學界被德國傳統(tǒng)的政治史學統(tǒng)治，迫于生計，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去避免過多地偏離政治史的地帶。另外一本就是他廣受爭議的12 卷本《德意志史》。這本書集中體現(xiàn)了蘭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觀，同時也將蘭普勒希特置于一種奇怪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德國的統(tǒng)一，德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受到了較以前更為廣泛的關注，許多業(yè)余的史學研究者和高級中學的歷史老師更多的關注于政治以外的事物。蘭氏這本書正好迎合了他們的這種需要，所以受到了他們的一致好評。另一方面，職業(yè)史學家們對他的猛烈抨擊。認為他太過自大，而且對于細節(jié)與類型之間的矛盾出來的不好。他的這部書中有很多的錯誤，職業(yè)史學家們擔心蘭普勒希特著作中的某些史實錯誤會誤導讀者，批評他“沒有打算把德意志的歷史與歐洲事件的主流聯(lián)系起來，而且閉眼不看民族偉人的重要性”。他的突出貢獻是，他特別注重物質生活方式，尤其是經濟因素的作用，這樣就使人非常容易地將他歸入唯物主義史學的陣營，而在幾乎整個19 世紀，德國正統(tǒng)史學界都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史學存在著偏見。蘭普勒希特大論戰(zhàn)，是指從19 世紀90 年代開始，在德國史學界興起的以政治史還是以文化史作為研究中心的關于歷史方法論的爭論。蘭普勒希特以其新作《德意志史》以及《文化史的方法論》等書向政治史學派展開進攻。他抓住了蘭克史學的最大缺陷，即研究視野的狹隘，只著眼于政治人物及政治事件的影響，而忽視了社會的集體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即歷史應該具有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應當打破蘭克史學和普魯士學派只關注政治史的觀念，他認為政治史的核心就是個人史，政治史實際上就是在禮贊個人，稱頌權貴。

　　二、蘭普勒希特集體主義

　　蘭氏在其研究題材的選擇上，他選擇的是德國中國學科全面經濟與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則是整個德意志民族。他認為，一個民族的歷史就是這個民族的精神成長史，“是心理的逐步豐富史，是心理能量的完成史，是心理活動和意識的增殖史，是心理意識的區(qū)別史�！痹谔m氏看來，文化的變革是由群體的力量所決定的，并不是由某一杰出的人物決定，可以說這就是蘭氏集體主義的精髓。

　　(一)蘭氏恪守集體主義

　　蘭普勒希特認為，人類文明之初，人們的心理大體相同，因此可以透過個人的心理去理解集體心理，但是隨著社會的日益發(fā)展，不同個體的心理有了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統(tǒng)一于集體心理，個體始終是集體組成中的一部分，而不能以個體的心理去概括集體的心理。他認為，歷史的發(fā)展更多是由于集體心理的變更引起的，也就是說，對于蘭普勒希特來說，集體心理的變更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二)民族是蘭氏研究人類集體史的突破口

　　在蘭氏看來，民族是研究人類集體的一個再好不過的突破口了。中國信譽為上通過研究一個民族集體精神的種種表現(xiàn)，我們就可以看到人類在歷史發(fā)展中的變化，因此，在他的《德意志史》里，他試圖把德意志的歷史寫成德意志民族集體精神變化的歷史。蘭氏將整個德意志民族從遠古至今的精神生活分為束縛的和自由的時代，再細分為五個文化時代：象征時代、類型時代、因襲時代、個人主義時代、主觀主義時代。前三個時代歸入束縛的時代，后兩個則歸入自由的時代。對于他所處的時代，蘭氏將其描寫為神經緊張和敏感時代。

　　(三)注重研究社會集體心理現(xiàn)象

　　蘭普勒希特注重研究社會集體心理現(xiàn)象。蘭氏的文化概念實質是基于人類在某一時代的集體精神生活的，是一種社會精神或者說是一種民族精神。文化現(xiàn)象必須與集體精神生活聯(lián)系起來才有意義，哪里有集體精神生活，哪里就存在著一種與之相對應的文化形式;一個時代的文化，實質就是這一時代占支配地位的精神(或心理)狀態(tài)及其外在表現(xiàn)，如政治狀態(tài)、社會關系、文學藝術、哲學與科學、經濟制度等等。

　　三、對中國思想文化史的啟示

　　蘭普勒希特的集體主義是其學術思想的重點，其以民族作為研究人類集體的突破口，為我們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提供了新的思路。每一種文化形式都不是突兀出現(xiàn)的，也絕不可能是某一個人的思想所能左右的。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中國，儒家思想可以說是在中國人心中占據絕對的地位。在儒學的產生過程中雖然孔子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忘了孔子的七十二賢人弟子，正是他們與孔子一起創(chuàng)立了儒家學派。因此，研究思想文化史就絕不能脫離集體主義精神，去簡單的研究某一個人的思想。

　　(一)將中華民族作為集體進行研究

　　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概念，它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在內的各個民族，中國團隊專業(yè)在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將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有機的、統(tǒng)一集體來研究，以探究出整個中華民族的共性。將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集體，很早已經有了一定的萌芽。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過程中，也應接受這種思想，將中華民族視為一個有機的、統(tǒng)一的集體，通過對集體中華民族的精神研究，從而進一步的用于研究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觀念。

　　(二)將不同人群作為單獨集體進行研究

　　在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過程中，中國客服全程一對一我們應當理解和研究廣闊的中國人群的集體現(xiàn)象。在具體到某一人群，某一民族的時候，我們也應當將這一人群，這一民族看作一個統(tǒng)一的集體來進行研究。中華歷史上下五千年，自古以來，我國人民就按地域，將全國分為九州，還有“北狄、南蠻、東夷、西戎”之說。這種分法有貶低的成分，自然應當摒棄，但是在客觀上仍然對于我們分析中國人群的集體現(xiàn)象，有一定的意義。

　　(三)著眼于集體的精神生活

　　在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的過程中，如要研究某一時代的思想文化，應當著眼于這一時代的集體精神生活。蘭氏的連續(xù)史觀中，包含著這樣一種思想，即文化的變革是群體力量決定的，而不僅僅是由某一英雄人物決定的，群體對文化的創(chuàng)造力是不應該忽略的。哪里有集體的精神生活，哪里就存在著一種相應的文化形式。集中到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如要研究先秦文人的思想文化，就不能不研究當時士大夫群體的精神生活;如要研究平民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普通大眾的集體精神生活;如要研究宋明理學，就不能不研究宋明時期儒生集體的精神生活，這些都是相對應的。

　　四、結語

　　總之，蘭普勒希特作為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富有聲譽、且引起巨大爭論的西方史學家，中國論文絕對原創(chuàng)提出了“關心事件是為何如此的”這樣一種大別于傳統(tǒng)政治史學的歷史研究方法論，其注重集體主義，聚焦于集體心理變更與社會進步的關系，對于我們研究思想文化史都是具有重要影響的。雖然在蘭氏的書中存在著某些錯誤，但他關于史學任務的看法卻應得到我們的尊重。以民族作為研究集體主義的突破口，亦有其可取之處。正如溫特勞布所說：“即使他在許多細節(jié)上有失誤，并且不再有人把他的體系看作是一種分析人類全部歷史的體系，但他的視野作為一種補充，仍是必需的。”

　　主要觀點

　　蘭普雷希特在萊比錫大學就學時深受在那里任教的德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羅舍爾（Wihlem Roscher，又譯作威廉·羅雪爾，1817-1894年）的學術影響，因此他在提出“文化史”這個概念時強調，這不是一種僅包括藝術、音樂、文學在內的狹義文化史，而是一種廣義的、用傳統(tǒng)的政治史以及經濟史和社會史無法進行解釋的、過去所發(fā)生的、包括所有一切的文化史。他將這種文化史歸結為五個發(fā)展階段，即占領式經濟的象征主義時期（Symbolismus，自史前至350年）、具有馬爾克群體性質的自然經濟的類型主義時期（Typismus，350-1050年）、領地式自然經濟的契約主義時期（Konventionalimus，1050-1450年）、合作貿易和貨幣經濟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us，1450-1700年）、貨幣經濟以及個體貿易和工業(yè)的自我主義時期（Subjektivisums，自1700年起）。蘭普雷希特的文化史概念與同時代的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湯因比和德國著名歷史哲學家奧斯瓦德·斯彭格勒（Oswald Spengle，1880-1936年）提出的文化哲學的概念在某些方面有類似之處。

　　1885年，蘭普雷希特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世紀德意志的經濟生活》。他在這部著作中，把經濟史看作包括社會、法律和制度在內的“物質文化”的歷史，即把物質和精神合為一體的文化史。他認為，民族意識的發(fā)展與這種文化史的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蘭普雷希特強調，歷史學家不僅應考察“集體的”事件，還應考察“個體的”事件；抑或可以這樣說，不應僅僅從政治的和國家法律的視角考察歷史，而應采用結構的研究方法從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多個視角進行考察。

　　辯論

　　蘭普雷希特提出的史學方法在19世紀末期的德國史學界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fā)了一場有著歷史學研究方法論的大辯論——“蘭普雷希特辯論”。新蘭克史學派的格奧爾格·馮·貝洛（Georg von Below）、馬克斯·倫茨（Max Lenz）、費利克斯·拉赫法勒（Felix Rachfahl）等學者對蘭普雷希特采用的研究方法進行激烈的抨擊。他們認為，蘭普雷希特雖然也注重于史料的整理和考據，但他在使用這些資料的方法上是武斷的，對歷史的解釋反復無常。新蘭克史學派只注重有關國家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堅持對政治傳統(tǒng)的研究。他們認為，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了解國家的起源，因為國家和民族的本性就蘊藏在其自身的歷史中，必須考察其歷史回溯至古代社會。他們批評那些注重研究文化史的歷史學家走在岔路上。在這個時期的德國歷史學界，蘭普雷希特并不完全是一位“孤獨者”，他的著作獲得了弗蘭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年）的好評。英國學者古奇稱贊蘭普雷希特的著作是一部“稀有的智慧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作品”。但對它的評價卻很慎重，他認為，這部著作“對經濟因素的堅持，它關于有規(guī)律的心理轉變的理論，以及它對藝術和文化的強調，都有助于擴大歷史的概念，但由于存在嚴重的錯誤，所以不能將它歸入一流作品之列”，因為蘭普雷希特雖然精通經濟和藝術，但對政治史和宗教史方面有很多不足之處。

　　這場有關史學研究方法的“蘭普雷希特辯論”持續(xù)了長達25年，這場辯論有著較為深刻的社會根源。20世紀以前的德國歷史學家們秉承蘭克史學排斥蘭普雷希特結構史學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英國和法國先后經歷了工業(yè)革命和政治革命，無論是在政治制度方面還是在社會經濟方面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站在了歐洲乃至世界的前列，仍然處于帝國政治制度形態(tài)的德國遠遠地落在了后面。德國人文學科各個領域的學者們都從各自的學術角度對此進行反思，歷史學家們則十分重視從法學和政治學的角度對政治制度史進行研究，由此造就了一批在中世紀史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學者，其學術成果至今影響頗深，同時也形成了德國歷史學注重政治制度史和法律史研究的傳統(tǒng)。19世紀30年代德國開始走上了工業(yè)化的道路，在此后幾十年的時間里，德國的經濟飛速發(fā)展，很快上升為世界第二工業(yè)強國。19世紀60年代之后進行的三次王朝戰(zhàn)爭，增強了德意志的民族情感，要求民族統(tǒng)一的呼聲日益高漲，最終于1871年在俾斯麥在領導下實現(xiàn)了德國統(tǒng)一。德國的統(tǒng)一不僅為其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條件，同時增強了德意志的民族情感。這種民族主義的情緒在歷史學領域也非常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新蘭克史學堅持對政治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在歷史學界成為一種主流，獲得學界較為廣泛的支持。馬克斯·韋伯等著名的學者都是蘭克史學的支持者，新蘭克史學始終處于上風，獨霸德國歷史學界，這就使得蘭普雷希特提倡的文化史研究在德國歷史學界沒有獲得廣泛的認同，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結構史方法的采用。但是，在這場大辯論中產生了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批判歷史哲學，批判是歷史科學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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