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新解

　　什么樣的人才可以稱作“儒者”?下面就這個問題，小編和大家一起來看看。

　　按照孔子的“儒行”標準，配得上這個稱號的人不多。佛陀要求他的弟子智信智愿智行，可達到這個標準的又有幾人呢?成佛不易，成儒也難。但是，一種理論形成之后，結(jié)果往往如此：開創(chuàng)者全面而深刻，信奉者難以企及，只能在某一方面繼承和發(fā)展。佛門當中，一般的行者，只要發(fā)菩提心、智求佛道、救度眾生，就可以稱為菩薩(具有大道心的眾生);若有人奉行儒教，在立言、立行或立德方面有所建樹，也應(yīng)該被視為“儒者”——具有儒家思想道德的人。不然，孔子和佛陀就成了孤家寡人。

　　沿著傳統(tǒng)的路徑，我們看到，孔子之后，“儒者”主要有三種形態(tài)：立言派，如曾參孟軻董仲舒朱熹等人;立行派，如諸葛亮王猛房杜趙普劉基康梁等人;立德派，如顏淵王祥等人——這只是相對的劃分，中間并沒有絕對的界限。

　　立言派對孔子的理論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他們既有選擇地發(fā)展了它，又“修正”了它：曾參是圣人之“一體”(不是“全體”)，一輩子專門研究“孝”，創(chuàng)作了《孝經(jīng)》。但如果孝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出于理論自覺，那它八成是水貨。孟軻從根本上理解和繼承了孔子思想的精髓：社會責(zé)任感，卻把這一切歸結(jié)為“性善”。董仲舒違反孔子“蓋闕如”的原則，拿“天變”嚇唬當權(quán)者，讓“儒術(shù)”離迷信越來越近。朱熹的“理學(xué)”將“天理”與“人欲”對立起來。他完全不明白，孔子的學(xué)說本來就是處理這個世界的“人欲”問題的，其基本宗旨就是將各個階層和個體之間的“人欲”亦即物質(zhì)的精神的利益協(xié)調(diào)起來，達到“中庸”狀態(tài)。朱熹的“修正”，就像向一鍋湯里投進幾只蒼蠅。

　　關(guān)于立行派，一個常見的疑問是：這些人也是“儒者”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對比一下兩漢前后的知識精英，看看他們的思想基礎(chǔ)有什么變化。不難發(fā)現(xiàn)：漢代以前(包括西漢前期)的知識精英，除了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等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礎(chǔ)：“以天下為己任”，其他如姜尚老子孫子商鞅張良韓信等人，都是以“爭鳴”的形式存在著，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chǔ)。

　　比方說姜尚，他是一個軍事家，另外還可以說是重商主義的鼻祖。老子主張無為和“小國寡民”。孫子關(guān)注的是戰(zhàn)爭藝術(shù)本身。商鞅為歷史找到了出路——郡縣制，這里有偉大的智慧，卻沒有道德考慮。張良跟著劉邦干的動機是反秦，“為韓報仇”。韓信呢，頻繁地跳槽，只想找個好老板，待遇高一點。蕭何陳平等人作為典型的“布衣之相”，當初靠上劉邦只是為了“附驥尾”混個好前程。叔孫通是第一個拿“儒術(shù)”換錢的“知時變”的人。主父偃發(fā)明的“推恩法”對鞏固中央集權(quán)具有決定性意義，卻是一個秉持“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信念的賭徒(桓溫后來以一句“若不流芳百世就當遺臭萬年”的名言成為主父偃的“知音”)。對這些人來說，證實自我價值是最重要的，所謂“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至于“天下”和“民”如何，那是相當次要的事情，有人腦袋里甚至根本就沒這根弦。

　　到了西漢末期，情況發(fā)生了變化：接受了一百多年居于“獨尊”地位的儒術(shù)的教育，知識精英們的靈魂已被陶鑄成型，從此再也無法徹底“退轉(zhuǎn)”。鄧禹與蕭何，角色完全相同，蕭何想的是“虎變”，鄧禹想的就是“天下”和“民”了。簡言之，知識精英們尋到了“正覺”，有了靈魂。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發(fā)仁愛心，求經(jīng)濟道，自覺在此岸為“眾生”營造一個“小康”水平的樂土。后來者如荀彧、諸葛亮、王猛、高颎、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趙普、王安石、岳飛、許衡、劉基、于謙、王守仁、張居正、曾國藩、康梁，等等等等，他們表面上時法時道、時隱時佛，有的甚至已經(jīng)公開擁抱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但在其靈魂深處，又有誰不是按照孔子的教導(dǎo)行事呢?魯迅先生在論及魏晉名流飲酒服藥時曾說：那些故意損壞禮教的人其實是太相信禮教了。這難道不是他本人的曲折自述嗎?《魯迅批判》說魯迅“徹頭徹尾是近代西洋科學(xué)精神下的一個信徒和傳播者”，完全忽略了問題的本質(zhì)。

　　立行者很多，只能選取有代表性的幾個加以分析。我們選取荀彧諸葛亮王猛，他們都處在禮教沉淪的亂世，分別代表雛形始現(xiàn)的士族庶族和“寒流”知識精英，看他們是如何踐行儒教的。

　　荀彧“少有才名”，是當世名流。他“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意”。聽說曹操雄才大略，就投奔了他。以兗州為根據(jù)地、挾天子以令諸侯，都是荀彧出的點子。他是曹操的參謀長。有人說，荀彧父祖皆為漢臣，卻投靠曹操，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樣的餿主意，不忠不孝，根本算不上“儒者”。其實曹操當初是一個深受儒術(shù)熏陶的“有志青年”，為平定董卓之亂“毀家紓難”，比“皇叔”他們還“忠”得多。荀彧要“匡振漢朝”，不投奔有本事的曹操，投奔其他人什么用呢?此外，人們只看到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給曹操帶來的利益，卻沒看到它為曹操帶來的抑制：無論你假借天子的名義撈了多少好處，你終究還要面對這塊試金石——怎么處理天子。你要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齊桓公嗎?那當然好，荀彧當初就是這樣寄望于曹操的;你要廢漢自立嗎?那么，“篡逆”之名就無論如何也洗不掉，王莽董卓的命運就可能降臨。簡單地說，天子這種人放在身邊，你忠，就是正資產(chǎn)，不忠，就是負資產(chǎn)。漢獻帝這個燙手山芋，是拿著好還是不拿好，“令諸侯”能否“令”得動，曹操當時可能真的沒想明白，就落入荀彧這個“套”。事實上，不但劉備孫權(quán)這些老油子不聽嚷嚷，就是袁紹袁術(shù)這幫很二的人，也對曹操從天子那里討來(也許是要挾來)的“令”不屑一顧，反而說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孫權(quán)劉備沒挾天子，不也一樣成功割據(jù)一方嗎?到后來，盡管孫皓那么殘暴劉禪那么愚笨，也沒人欺負他們的孤兒寡母，相反，還出了不少忠臣——這都是曹操求之不得的�？梢姴懿俨⑽础皰丁眮矶嗌俸锰�。很多人懷疑荀彧暮年自殺是“曲終奏雅”，這是因為沒看清他下的“套”。司馬光就意識到了，他相信荀彧的初衷是先給天子找個窩安頓下來，不用到處流浪，然后借曹操之手削平群雄，“匡振漢朝”。其實荀彧的家世、教養(yǎng)、名望，都撇不開一個“儒”字，他是一個有理想有道德有作為有靈魂的儒者。但作為一只“鳥”，他到底還是擇錯了“樹”。“樹”也會變化的。

　　擇“樹”可馬虎不得!所以諸葛亮隱居隆中，直到劉“皇叔”三顧茅廬才肯出山。他在等什么呢?等那個能代表正統(tǒng)的“龍顏之君”。這是一種道德選擇。以諸葛亮的智慧，豈能不知曹操孫權(quán)之能?豈能不知跟著他們混得更好?但他一直不求聞達。諸葛亮治蜀，用法嚴峻公平，世稱良相——不要一提依法治國就說是什么法家者流，這純粹是個誤解。治世豈能無法?區(qū)別在于儒者法德并用寬猛相濟意在“化”民，法家純?nèi)畏ㄐg(shù)只猛不寬意在“治”民。諸葛亮法德并用，“開誠心、布公道”，以杰出的忠勤廉能品質(zhì)，正身率下，將小小的蜀國治理得井井有條，能對強大的魏國采取攻勢。他興復(fù)漢朝的理想沒能實現(xiàn)，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復(fù)制張良占領(lǐng)關(guān)中的計劃遇到了新問題：魏國在關(guān)中的統(tǒng)治很穩(wěn)固，司馬懿不是章邯，諸葛亮本人也不是韓信。但歷史仿佛開了個玩笑，諸葛亮滅曹魏的目標，由他的對手司馬懿實現(xiàn)了。我們不知道司馬懿是怎樣一步步下決心這樣干的——雖然曹操對司馬懿不信任，魏文帝魏明帝卻對司馬懿倚重有加——但可以推論，當曹操處理荀彧塞在他手里的那個“天子問題”時，無論是出于義憤還是出于什么動機，司馬懿都沒有受到“忠”的教育，反而看到了投機的利好。于是，曹操在荀于彧設(shè)下的這個“套”里，以自己的“篡逆”言行，訓(xùn)出一批山寨版的潛在“篡逆”者，待機而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漢確立的以儒家思想為基礎(chǔ)的道德大廈垮掉了。無論是世俗道德還是宗教道德，社會都需要一個道德支撐;失去了這個支撐，長治久安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魏晉王朝的短命，不僅是由它們那些具體的失誤造成的(例如魏明帝顧托失人和晉初分封)，也是道德大廈傾覆的必然結(jié)果。而曹操，正是那個首先動搖大廈的人。他的“不忠不孝”的任人唯才的標準，他的“不忠不孝”的親身實踐，都像他的文學(xué)作品一樣，開一代新風(fēng)。在這種新風(fēng)熏陶下，曹操首先得到了一個“狗鼠不食汝余”(曹丕生身母親對其操行所下的評語)的兒子，他就是曹丕，后來的魏文帝。不要怪民間將曹操弄成白臉唱來唱去，魏晉以后三百年的分裂戰(zhàn)亂，從傳統(tǒng)道德的角度看，曹操就是親手打開那個魔盒的人。

　　在這種“篡逆”成了傳統(tǒng)的環(huán)境中，“忠”是不能提了，能提的只有“孝”。玄學(xué)佛道大盛，填補的就是儒學(xué)偏枯的空白。東晉的王導(dǎo)謝安之流，大庭廣眾之下是不談“經(jīng)濟”的，而是喜歡跟和尚道士交往，以示無“用世”之情。這個時候，反倒是“正朔”不在的北方，儒學(xué)得到一定程度的復(fù)興。前秦的王猛，出身平民，與王導(dǎo)不同，他輔佐氐族皇帝苻堅，堂而皇之用的就是諸葛亮那一套。苻堅本身儒化得很深，胸懷大志，欲統(tǒng)一中華。他與王猛一見如故，志同道合，“若玄德之遇孔明”。苻堅經(jīng)常親臨太學(xué)，“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倦違”，他的想法是“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在王猛的全力輔佐下，前秦“外修兵革，內(nèi)綜儒學(xué)，勸課農(nóng)桑，教以廉恥”“國富兵強，垂及升平”，與東晉的茍延殘喘形成鮮明的對比。王猛是出將入相的人物，他在更大的范圍實現(xiàn)了荀彧諸葛亮的理想，成為后來知識精英仰慕效法的對象。

　　與荀彧諸葛亮王猛類似，后世眾多知識精英，無論在理想信念還是在社會實踐方面，都體現(xiàn)著孔子治平天下濟世拯民的思想，他們是孔門的“菩薩”，是真正的“儒者”。

　　單純的立德派人數(shù)不多，因為立德必須通過立言立行來完成。從廣義上講，立言立行同時就是立德。顏回王祥比較特殊，既沒有寫書也沒干什么大事，卻備受推重。

　　那么，斷代史《儒林列傳》里面那些讀圣賢書并以此為業(yè)的老先生，算不算“儒者”呢?這可不好說。經(jīng)驗告訴我們，念經(jīng)的人不一定信佛，讀圣賢書的人未必聽圣賢的話，也不一定照圣賢的“指示”辦事，其中更不乏拿“儒術(shù)”當破爛換錢的人。所以要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多幾個心眼。之所以說那些立行者是真正的“儒者”，就是因為手里捧什么書嘴里說什么話都不重要，關(guān)鍵在真信還是假信，這只能從他們的行事來判斷。就拿二十世紀初中國的那些“憤青”來說吧，他們不怕殺頭，絕不溫良恭儉讓，專做“已甚”之事。他們這是為了什么呢?為了自己過得好一點嗎?他們可不是“趙光腚”，相反，這幫人大多家境優(yōu)裕、學(xué)富五車，有的還是秀才舉人進士，像蔡元培章士釗他們早已是社會名流，輕而易舉就能錦衣玉食官運亨通，用不著這么冒險。是吃飽了撐得沒事干嗎?可以抽煙逛妓院聽戲玩牌搞名媛嘛�？磥磉@是個“活法”或者叫“人生觀”問題，看來他們靈魂深處有一種東西在“作祟”。這種東西被“西風(fēng)”一吹，變得不可抑制。這種東西是什么呢?佛法道，都對不上號，看來還是孔夫子的主張：殺身成仁。就是說，這些貌似反孔的“憤青”本質(zhì)上恰恰就是“儒者”!“儒”是他們的隱性基因，“西”只是他們的顯性基因。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逆反的兒子依然是兒子，而且可能是最有出息的那一個;依頭順腦的兒子，往往沒出息，甚至還會敗壞家業(yè)。

　　所以，我們不應(yīng)也不可能割斷自己與歷史的聯(lián)系，承認我們的歷史淵源，就像承認我們都是母親的孩子那樣自然。那只會增強我們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不是相反。我們應(yīng)該有這樣的勇氣驕傲地宣告：我們，才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真正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