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中不可忽視中英文化差異

　　文化因素在文學翻譯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確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對于提高翻譯作品質量和促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下面小編為你帶來文學翻譯中不可忽視中英文化差異！

　　文學體裁和文化差異

　　翻譯實踐是與翻譯作品的文體緊緊相聯(lián)的。不同文體的翻譯作品有著各自獨特的語言特征。只有在同時把握源語和目的語兩種語言的特征且能熟練運用兩種語言的情況下，譯者才能創(chuàng)造出真實體現(xiàn)源語風格的翻譯作品。作品語言風格的不同就意味著所蘊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體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載的文化因素較少。在這類作品的翻譯過程中，準確如實地將源語信息內容轉化成目的語遠遠比對兩種語言文化的轉換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學體裁的作品中，如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化就成為翻譯中應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假如忽略了文化因素，譯作就成了沒血沒肉的、只是由詞匯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在讀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譯作也是沒有靈魂的作品。因此，優(yōu)秀的譯者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應充分考慮如何處理不同體裁作品中的文化差異。

　　在所有的文學作品中，詩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種文學體裁，無論是其形式或內容都充分展現(xiàn)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語的十四行詩和漢語的七律詩都體現(xiàn)了各自濃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譯實踐中，除準確地再現(xiàn)詩的內涵、風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還應譯出詩的文化特色。許多翻譯技巧，例如增補、注釋、回譯、替代等，都可以用來解決翻譯中出現(xiàn)的文化差異現(xiàn)象，從而使目的語讀者能夠充分體會源語的文化風格。眾所周知，漢語語言重視意合(Parataxis) 而英語語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漢語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語言中有許多無主語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語語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語。因此，在英漢翻譯中，可以通過增加或刪減主語、賓語、關聯(lián)詞等來實現(xiàn)語言和篇章的連貫以及解決兩種語言文化差異的矛盾。例如，唐代詩人李白的《靜夜詩》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譯為了符合英語形合的特征，譯者按照英語“主謂賓(SVO) ”結構的語言模式，增加了主語“I”、關聯(lián)詞“if”和謂語動詞“see”;譯者采用詮釋的方法，將“床前明月光”譯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來彌補文化差異的一種翻譯技巧。例如:“眾人拾柴火焰高”可譯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這里，譯者根據(jù)英語讀者的文化習慣用“眾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眾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膽小如鼠”被譯作“as timid as a rabbit”。當漢語轉換成英語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為英語國家的讀者在他們的文化氛圍中認為“兔子最溫順”，而不理解“膽小如鼠”。

　　其它類似的例子如下：如魚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遙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撈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壯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陳安定，1998 ，P271)

　　翻譯之前，認真研究文學作品的體裁和語言特征是處理文化差異的一個要害。譯者應根據(jù)英漢兩種語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盡量減少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

　　文學翻譯的概念

　　文學翻譯除了說明要傳達出“思維內容”外，還著重強調了“風格特色”——因為這正是文學作品不可缺少的關鍵之一。沒有風格的作品必然顯得蒼白無血，毫無生氣，正如人缺少了他的個性一樣。而作品有了風格，人物的音容笑貌便會躍然紙上，機趣橫生。因此，作為文學翻譯，它必然也要力求傳達出原著的這種精神風貌，否則這種翻譯是毫無意義的。

　　另一方面，文學翻譯還強調了“忠實、準確”——這可是文學翻譯的要害，也是基難點所在。翻譯畢竟不是創(chuàng)作，其性質決定了它必須忠實準確地傳達出原著的精神風貌，而不得隨心所欲，自由發(fā)揮。但是由于兩種語言特點不同，規(guī)律不同，一層不變地進行翻譯是產生不了應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進行調整，在保持“神韻”的準則下語言上作些變通——這便是文學翻譯的“再創(chuàng)作”。不如此，翻譯出來的東西看似忠實，實則成了死譯、硬譯，違背了原作的精神風貌。

　　文學翻譯的標準

　　翻譯的標準，歷來的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論述不一。從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來看，翻譯者離不開一個科學翻譯理論的指導。而這一理論的核心問題則是翻譯標準的厘定。筆者認為，翻譯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存在著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之間的矛盾。因此，翻譯標準也應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換言之，對于不同類型的原文應遵從不同的翻譯標準，不能等而化之。例如，譯科技文應有科技文翻譯之標準，譯文學作品應有文學翻譯之標準。無論是什么類型文章的翻譯，都一律用“信、達、雅”這一寬泛的標準來衡量，顯然有失科學和公允。據(jù)此，筆者以為，文學翻譯的標準不應囿于嚴復的三字標準，文學翻譯者也不必斤斤于“信、達、雅”而不敢擅越雷池一步。從學是語言的藝術”這一角度考慮，筆者以為文學翻譯的標準應取嚴復標準之“信、達”而去其“爾雅”，繼之在文學翻譯實踐中以“信、達、美”的標準代替其“信、達、雅”的標準。

　　這就涉及到對文學這一特殊藝術的理解和評價上來。如前所述，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既為藝術，則文學和其他各種形式的藝術一樣，當自有其欣賞價值或者說審美價值寓于其中。而這種審美價值的實現(xiàn)，從根本上取決于整部作品的審美諸要素。一部文學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傳之久遠，依賴的不是別的，正是其審美功能。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作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論述。筆者愚見，孔子之所謂“言”若只論當時之語錄體散文，則“言之無文”中的“文”當作“文采”講。換個說法，亦可當嚴復之“雅字講。問題在于，我們倘若要用“言”指今日之文學，則斷不能用一“文”字去裁判其成功與否，因為“寫作是在創(chuàng)造美”，而美并不全指文采。 此種種，絕非一個“雅”字所能概括。因此，筆者主張將文學翻譯的最后一個標準定立為“美”，使譯者在“信、達”標準規(guī)范下所復制出的文學譯品經過“美”的標準升華后還原為一件藝術品。對于翻譯者而言，也只有使自己的譯作在審美價值上等量于原作，從而使譯語讀者的所讀所感等同于原語讀者的所讀所感，才能真正實現(xiàn)奈達(EugeneA.Nida)所主張的“等效原則”。

　　那么，如何實現(xiàn)文學翻譯中“美”的標準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文學作品中的“美”是如何表現(xiàn)的。毋庸贅言，文學作品由兩大要素有機構成:其一為內容，其二為承載這一內容的語言形式。而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既需內容美作其成功之根本，又需形式美作其成功之依托。內容美和形式美，二者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缺一不成為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之藝術品。文學作品這樣，文學譯品亦然。要實現(xiàn)文學翻譯中“美”的標準，譯者必須首先在理解原作“雙美”上多下功夫，化我(譯者)為他(作者)，移情會神，最大限度地領悟原作之美;其次，還要在表達原作之美上竭盡才情化他作者為我譯者將自己的所得所感灌注于譯品之中，在原內容和新語言形式之間找到完美的結合點，再現(xiàn)原作的整體美。具體來說，實現(xiàn)文學翻譯中“美”的標準可從再現(xiàn)原作內容美和形式美兩個方面著手。

　　可從再現(xiàn)原作的音韻美、修辭美、篇章結美三個方面來把握。音韻、修辭、篇章結構反映了作品語言形式從小到大、從低級到高級的漸進遞增關系。這種關系要求譯者對原文語言形式從音韻而修辭，從修辭而篇章結構進行美學審視，繼之將自己的審美感受凝于筆端，再現(xiàn)于譯者語言形式之中。仍以Bynner對李白《靜夜思》的翻譯為例。眾所周知，韻律工整優(yōu)美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重要特點，在《靜夜思》這首詩中，李白用“光(guang)”“霜shuang”“鄉(xiāng)xiang”三個韻母相同的字分別作三個詩行的尾字，從而使全詩在吟詠時產生出一種悅耳的音樂效果，即音韻美。不可否認，這種音韻美是使李白這首詩所以能流傳千古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遺憾的是，Bynner的譯詩雖然在傳意方面十分出色，但是在傳美方面卻顯得不足，原詩所具有的押韻美基本無存。

　　文學翻譯研討會在京開幕

　　“作者和譯者，是這個世界上一種奇妙的關系，我們天各一方，但譯者參與和擴展了作者的創(chuàng)造，而作者通過譯者走進了陌生的人群，獲得了自己也會感到陌生的語言�！�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一聯(lián)中國詩句說的似乎就是作者和譯者，我們是心心相印的知己，而翻譯使遠隔天涯的讀者成為了親切的鄰居�！�8月20日，“全球視角下的中國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的這番講話獲得了持久的掌聲，真誠而詩意的表達一下子拉近了中國作家與漢學家、翻譯家及出版人的距離。這是繼2000年后，中國作協(xié)第二次舉行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邀請了來自韓、日、美、英、法、德、俄、意、埃及等15個國家的27位漢學家、翻譯家及國際出版機構的代表，與中國作家、學者探討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下做好文學譯介工作，增強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的影響力。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在研討會上致辭。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莫言、中國作協(xié)書記處書記李敬澤出席研討會。活動開幕式由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張健主持。

　　鐵凝代表中國作協(xié)向遠道而來的各位漢學家、翻譯家及國際出版人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真誠的感謝，并介紹了近年來中國作協(xié)為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所作的積極努力。她說，兩年來，中國作協(xié)繼續(xù)致力于推動中國作家和外國同行的交流，推動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譯介工程接受了多位國外翻譯家的資助申請，并與許多國家開展了雙邊交換互譯作品出版；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向國外譯者、出版商推介中國優(yōu)秀作品，幫助他們申請文學翻譯資助。我們舉辦了多次中外文學論壇，分別在廬山、唐山和天津舉辦了“國際寫作營”。同時，我們也致力于文學翻譯媒介的發(fā)展，中英雙語版《中國文學》叢書在近期創(chuàng)刊出版，《人民文學》雜志社去年推出了英文版。除此之外，每年也有許多作家應邀出訪國外，特別是2000年倫敦書展，中國作為主賓國向世界展示了中國文學的獨特魅力。已連續(xù)舉辦多屆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在中國作家與出版商之間搭建起了版權交易與合作的平臺。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學與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架起了各個國家民族溝通交流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它為各國人民提供了豐富而深入的了解方式，使他們得以深入彼此的心靈和思想，實現(xiàn)相互信任、和諧相處。也因此，翻譯家充滿智慧和藝術的勞動顯得尤為必要和寶貴。鐵凝指出，從古至今，翻譯之于文學、文化和文明的發(fā)展都曾起到巨大的作用，這不僅是學術上的共識，也是基本的文化常識。但是，我還是想強調翻譯中所包含的艱辛而珍貴的創(chuàng)造，各種語言之間的互譯不僅是人類文化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的重要源泉，它本身也是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體現(xiàn)。就中國來說，來自不同國度的文學作品，豐富著中華民族的語言經驗，使?jié)h語的思想和表達能力不斷得到擴展。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歷史中能始終葆有強健的活力，其原因就在于她以開放的態(tài)度接收著世界上各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經驗，同時，我們也熱誠地希望與世界各國人民分享我們的創(chuàng)造成果。

　　學者們的這次中國之行緊張而充實，主辦方在幾天內安排了多場演講、對話及參觀活動。8月20日，李敬澤在演講中介紹了近年來中國文學的概況。他說，讓更多國家和地區(qū)的人們聽到來自中國的聲音，了解真正的中國社會，將是作家和漢學家們共同努力的方向。來自俄羅斯的羅季奧諾夫代表與會漢學家致辭說，中國是一個文學大國，在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不僅有很多人寫書，還有更多人熱愛閱讀。上周應邀赴貴州的經歷讓羅季奧諾夫驚奇地發(fā)現(xiàn)，這個地處邊遠、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竟有那么多人熱愛并從事文學寫作。他認真閱讀了當?shù)刈骷摇⑽膶W愛好者創(chuàng)作的30多本小說，這些作品達到的水準讓他大吃一驚。因此，他更覺得有必要、有責任向世界譯介更多、更優(yōu)質的中國文學作品，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學，并通過文學了解真實的中國。

　　時隔兩年后再次相聚北京，許多作家、漢學家早已是老朋友，徐坤、劉震云、余華等與克拉拉、樸宰宇、白睿文等熱絡地問候交談，更關心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話題。美國漢學家桑秉華專門為這次研討會制作了賀卡，封面是她親手繪制的一幅水彩畫——一只仙鶴停在樹下回眸遠望，寄予著真誠美好的祝福。主題演講環(huán)節(jié)，專家學者們梳理中國文學的新形式、新問題，闡述各自的新觀察，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在接下來的研討中，與會者從各自的創(chuàng)作、翻譯、出版實踐出發(fā)，聚焦“全球化視角下的中國文學翻譯”，探討選擇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推薦給海外讀者，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實現(xiàn)文學性與商業(yè)性的平衡，怎樣擴大中國文學作品的海外讀者群，改變他們的閱讀期待，從而使國外讀者獲得真實、美好的閱讀體驗。

　　日本翻譯家飯塚容今年終于實現(xiàn)了出版一套介紹中國當代文學叢書的愿望，10卷本的《Collection中國同時代小說》向日本讀者譯介了阿來、遲子建、方方、王小波、韓東、蘇童、劉慶邦、王安憶、李銳、林白等人的作品。他說，“要想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辦法是閱讀該國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這些作品展現(xiàn)了當代中國生活的多種風景，作品中堅強不屈、積極向上的中國人形象將會給日本讀者帶來感動和激勵。”向世界讀者展示真實的中國是所有人的心聲，荷蘭漢學家林恪認為，有一些作家為了迎合西方讀者尤其是歐美讀者的審美需求，開始考慮適應英美文學的標準創(chuàng)作，這就失去了中國文學本來的面目和魅力。

　　選擇什么樣的作品推薦給外國出版社及讀者是大家共同關心的話題，埃及漢學家阿齊茲希望能夠在中國作協(xié)的支持下選擇一些經得起時間考驗、受到中國評論界和大多數(shù)讀者公認的優(yōu)秀作品。烏克蘭漢學家娜佳從烏克蘭讀者的閱讀出發(fā)，談到了普通讀者和專業(yè)讀者的閱讀期待。她覺得烏克蘭讀者首先感興趣的是中國文學作品的中國特色，愿意閱讀“風味”濃重的中國文學作品，但選擇作品不能只考慮讀者，還要兼顧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商業(yè)價值。

　　翻譯作品的質量也是大家特別看重的，有學者指出，文學作品的翻譯一定要注重質量，從作品的選擇到譯者的選擇都要遵循嚴格的標準。翻譯質量不高的書籍損害的絕不只是讀者與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嚴重損害了中國文學本身。西班牙漢學家達西安娜·費薩克認為，中國文學作品的西班牙語翻譯與其他語種翻譯都面臨基本相似的問題，在這個速度與效率至上的時代，譯者更應該看重譯文的質量，優(yōu)秀的翻譯者應該有較好的漢語水平，同時有一定鑒賞把握文學作品的能力，再就是要具備一流的本國語能力。

　　與會者交流各自的心得體會，都緣于對漢語的熱愛、對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熱愛。誠如鐵凝所言，今天的主題中有一個詞叫“全球”，我們的古人并不知道世界是圓的，所用的詞是“天下”，他們相信，在日月星辰之下，所有的人都能沐浴文明的光輝，都應充分交流經驗、夢想、智慧和真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今天的研討是全球視角下的對話，也是燦爛星空下的心懷天下的對話。

　　文學翻譯也是一種信仰

　　在中國，關于文學翻譯報酬微薄、難出大師，已經成了老生常談，但卻始終沒有破解之術�，F(xiàn)在的局面，是譯者、編者、讀者都有意見，惡性循環(huán)。我認為，最終的解決之道，是靠各位從業(yè)者的愛崗敬業(yè)，并且以此獲得有心人的贊助與支持。

　　翻譯報酬過低，行業(yè)難以留人，這也是事實。輿論多呼吁有關部門提高稿酬標準。這是辦法，但不應是唯一辦法。指望稿酬標準提高，也是業(yè)界的“等、靠、要”。沒有人拿著槍指著出版社老總要他們不要給出差別稿酬。民間也可行動起來。

　　外部條件再欠缺，都不能成為譯者和出版社敷衍馬虎的借口。作為一個翻譯，如果覺得太虧，就干脆歇手不要再做，不要一邊翻譯一邊抱怨。翻譯需要真正熱愛翻譯的人去做。同時，我也希望社會能給譯者一些寬容和理解，不要抓住一兩個錯誤，甚至只是風格上和自己所期待的不符，就把整部作品否定。大師們也都是在失誤中摸爬滾打出來的，這需要一些寬容。

　　中西文化的差異總體表現(xiàn)

　　西方生活理念是基于個人和社會相對立的原則。個人自我實現(xiàn)的觀念根深蒂固，Individualism是西方人普遍接受的價值觀，他們將其理解為“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和創(chuàng)造性，任其自由發(fā)展不受或少受社會政治和宗教勢力等的牽制”，他們常常使用坦誠直言的語用方略。西方人基本上是遵循交際的合作原則的，實施“命令”、“建議”、“勸告”、“批評”、“要求”等言語行為時，“得體準則”是經常采用的準則。西方人把個人利益、個個隱私、個人自由、個性解放等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們之間實施“命令”、“建議”、“勸告”、“批評”、“要求”等言語行為會被當作對個人主義的侵擾。因此，在向別人提出“建議”、“勸告”、“批評”、“要求”時，人們必須遵循“得體準則”，采用間接禮貌策略，以減少對別人消極面子的威脅，或盡量減少語力的強迫性。而按照東方人特別是中國人的生活理念，每個人均從屬于一個密集的自然和諧的人際關系網，追求的不是個人實現(xiàn)，而是所處生活環(huán)境內的自我修養(yǎng)。中國人強調集體的和諧和相互依賴，不突出個人，把Individualism理解為“個人主義”，他們常常使用委婉含蓄，謙虛的語用方略。為了顧及雙方的“面子”，漢語言文化注重和強調禮貌言行，用禮貌作為語用手段，力求和諧，語用上表現(xiàn)為“選用雅語，禁用穢語，多用委婉，少用直言”。

　　在話語風格方面，中國人多依賴暗示性的陳述，避免直接闡述，并偏愛使用比喻和類推來解釋闡明觀點，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說，中國人在陳述、解釋、闡明、辯論其觀點時是循環(huán)性的，缺少英美人那種復雜而有力的辯論方法和詞令。運用遵循一定的論證模式：先描述某一個具體事件，然后是回顧其歷史，解釋目前采取的措施，最后是展望和道德性勸戒。批評或勸告對方時，中國人常常使用委婉語、雙重否定、低調陳述或歷史典故，雖然間接，但很有效，在提出請求時，中國人會盡力避免說出傷面子的話，力免表現(xiàn)出妄為、渴望、自私的語氣和態(tài)度。通過闡明請求的緣由，說話人為對方留有答應或拒絕的自由，因而保全了雙方的面子。這些言語風格和交際策略源于中國人文化上注重整體和諧的思想傳統(tǒng)。在中英語日常交際中，雙方經常鬧笑話或交際失敗，是因為中國人常以自己模式和策略，常常以己度人，錯誤地評估、應答對方的話語，反之，英美人亦如此。

　　孕育文化的特定環(huán)境不同，造成了中西文化間的差異

　　由于歷史、地域、風俗習慣、道德倫理、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中國人與英美人往往對同一事物的思維、理解和看法不盡相同。所有這些文化層面上的不同因素導致了英漢語言在詞匯和語言使用方面的差異。

　　1、歷史文化差異

　　歷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和社會遺產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不同，因而在其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所沉淀形成的歷史文化也不相同。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交際時，會經常遇到由于歷史文化差異而出現(xiàn)的交際理解難題。對于有些歷史人物和歷史典故，可采用類比的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體現(xiàn)為歷史典故。歷史典故是民族歷史文化中的瑰寶，它具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鮮明的文化個性，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最能體現(xiàn)不同歷史文化的特點。要對這些歷史典故進行恰當?shù)睦斫猓�就必須了解它們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并運用恰當?shù)睦斫夥椒�，否則就不可能很好地體現(xiàn)和傳遞歷史典故的涵義。

　　2、地域文化差異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處地域、自然條件和地理環(huán)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現(xiàn)在不同民族對同一種現(xiàn)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不同民族在比喻和審美情趣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地域文化差異。最典型的莫過于在對狗這種動物的態(tài)度上。狗在漢語中是一種卑微的動物。漢語中與狗有關的習語大都含有貶意：“狐朋狗黨”、“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狗腿子”等，盡管近些年來養(yǎng)龐物狗的人數(shù)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變，但狗的貶義形象卻深深地留在漢語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語國家，狗被認為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英語中有關狗的習語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而含有貶義外，大部分都沒有貶義。在英語習語中，常以狗的形象來比喻人的行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個幸運兒），Every dog has his 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等等。形容人“病得厲害”用as sick as a dog，“累極了”是dog—tired。與此相反，中國人十分喜愛貓，用“饞貓”比喻人貪嘴，常有親呢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貓”被用來比喻“包藏禍心的女人”。

　　3、風俗文化差異

　　習俗文化指的是貫穿于日常社會生活和交際活動中由民族的風俗習慣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招呼、稱謂、道謝、恭維、致歉、告別、打電話等方面表現(xiàn)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規(guī)定和習俗。如打電話時“您貴姓？”“我是某某”若直接理解為“Who are you？”“I am so—and—so”，這會使對方莫明其妙，因為這樣說違背了英語文化里約定俗成的電話習慣用語，應理解為“Who is that speaking ， please？”“This is so—and—so speaking”。對一個概念的所指和使用范圍也不盡相同。漢語里的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分得很清楚，而英語里則不問姊妹、不問兄弟一視同仁，分別為sister和brother。漢語里表示堂表親屬關系的詞語涇渭分明，堂兄和堂弟，堂姐和堂妹，表兄和表弟、表姐和表妹區(qū)分得很具體，既要說出性別，又要分出大小，而英語里卻模糊、籠統(tǒng)，一律稱為cousin；同樣，英語里的uncle和aunt， father—in—law和mother—in—law， brother—in—law和sister—in—law等，在漢語中也沒有內涵和外延完全對等詞語。這些看似簡單的英語詞語，若無特定的語言環(huán)境，就無法理解和表達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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